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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之后

1999-05-12 来源:中华读书报 施康强 我有话说

提到翻译家傅雷,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如果说《约翰·克利斯多夫》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,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。

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(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)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。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。后来学了法文,对翻译有兴趣,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。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,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、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。傅雷提倡,也达到了“化境”。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。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,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,凡是有傅雷译本的,一例不用别的译本。傅雷未译的,则另请译者。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,它们与傅译并列,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。第二十五卷《都兰趣话》是个特例。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、《十日谈》式的短篇故事集,插科打诨,玩世不恭,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。傅雷字怒庵,性情刚烈,嫉恶如仇。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,不会去译这部书;真的译了,恐怕也不讨好。

另一方面,翻译不能垄断,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。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,如最著名的《高老头》和《邦斯舅舅》。由于版权问题,它们都另找译者。译林版《邦斯舅舅》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,他指出“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,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”。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。

傅译的另一个名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也受到挑战。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。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,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,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,是两种语言的竞赛,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。许先生很自信,认为他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高于傅译。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,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,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。如果傅译是大米饭,他的译文是籼米饭,请读者换换口味。

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傅雷的文学语言,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(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)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语言也在发展,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。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。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,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,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,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。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,他们宁可要带血的。近年来的文学翻译,就其总体趋势而言,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。

我个人的看法,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,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唯一依归,本质上是件好事。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,这样他们就与其他产品消费者一样,享有更大的选择。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,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,非高手莫办。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,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,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。至于当前读者,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“洋味”的偏爱,我以为与年龄,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。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老年,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,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。傅雷的译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,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一个范例,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。我们站在傅雷的肩膀上,应该望得更远,攀得更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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